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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职工总会促请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将最低薪金提高至每月3100令吉，同时呼吁官联公司（GLC）及官联投资公司（GLIC）率先提高员工薪资，带动私人界跟进。 职工总会总秘书卡玛鲁今日发文告指出，公平薪资应从GLC及GLIC做起，不应只有高层管理人员从企业盈利中受益，基层员工却只能获得有限回报。 他也欢迎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日前批评部分大型企业在取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仍持续支付低薪。 卡玛鲁认为，员工为企业创造盈利，就应获得更公平的薪资回报。 安华日前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纳入提高私营企业员工薪资水平的措施，并让薪资增长与生产力挂钩。 他说，政府将通过协商方式，与私人界讨论提高员工薪资，而不是以法律制裁作为威胁。 目前，我国最低薪金为每月1700令吉。 另一方面，自2025年5月起，6家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已把正式员工最低薪资设定为3100令吉，作为落实生活工资政策的一部分。 安华也曾表示，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不应被视为技术工人或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新闻整理自《东方日报》)

副首相兼国阵主席阿末扎希表明，国阵与团结政府的合作承诺，将随着第15届国会解散而结束。 他说，国阵是在第15届全国大选后决定加入团结政府，因此无论当前政治局势如何变化，国阵都会坚守这项承诺，直到本届国会任期结束。 “一旦国会解散，我们与团结政府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阿末扎希今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WTCKL）出席人民力量党（MMSP）第18届常年代表大会后，向媒体这么说。 他指出，这也是国阵向国家元首作出的承诺，并在团结政府成立后正式落实。 不过，阿末扎希强调，国阵与其他政党共同执政，并不代表国阵放弃自身的政治身份，也不意味着国阵失去自身立场。 （新闻整理自《东方日报》《中国报》）

马航MH370于2014年3月8日凌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马航危机处理小组当时最先想到的可能性，就是客机遭到劫机。 马航MH370及MH17前危机管理主管莫哈末福阿沙鲁吉透露，当时之所以作出这项推测，是因为有两名乘客持失窃护照登上MH370。 他日前在八打灵再也出席《MH370：搜寻、谜团与真相》讲座时说，马航从国际刑警组织获悉，两名乘客使用的是假护照，因此团队在得知客机失联后，立即想到劫机的可能。 沙鲁吉说，调查证实，两名涉案男子都是伊朗籍人士，并分别持被盗的奥地利及意大利护照登上MH370航班。 不过，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事件涉及恐怖主义；国际刑警组织当时也表示，掌握的资料更倾向与人口走私活动有关。 沙鲁吉回忆，他在当天凌晨约2时接获马航营运控制中心（OCC）通知，获悉MH370在飞往北京途中失联。 他指出，当时另有4架马航客机正朝东北方向飞行，目的地分别是东京、大阪、广州及首尔仁川。 他随即指示营运经理联系这4架航班的机长，要求他们尝试通过甚高频（VHF）无线电联系MH370，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马航随后也尝试通过卫星通讯联系客机，同样没有结果。 “就在那时，我们意识到飞机出现严重事故。” 沙鲁吉表示，他随后宣布启动“红色警报”，马航高层及相关团队立即在紧急行动中心（EOC）集结。 不过，由于当时团队主要依赖民用雷达监控，因此并未马上察觉MH370已经折返。 他说，客机的转向动作当时只被军用一次雷达（primary radar）捕捉到，因此直到隔日，团队才获悉MH370实际上已经折返。 马航随后联系香港及越南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但两方都无法证实MH370曾进入各自领空。 他说，搜寻行动最初按照MH370原定航线，在南中国海展开为期约7天，之后再转移至马六甲海峡，最终将搜寻范围转向南印度洋。 沙鲁吉指出，在判断MH370可能飞行方向时，搜寻工作也参考了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的卫星资料。 他解释，相关卫星原本并不是用来追踪飞机位置，而是用于通讯，因此当时也是首次利用这类卫星资料进行搜寻工作。 随着搜寻范围转向南印度洋，MH370失踪一年多后，2015年7月，客机的一片襟副翼（flaperon）在留尼汪岛被发现。 不过，这架载有23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的波音777客机主要残骸所在地，至今仍未被找到。 （新闻整理自《东方日报》）

马来显要组织（G25）促请森美兰州务大臣依斯迈拉欣辞职，并指他参与试图罢黜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慕力兹后，已经失去作为州政治领袖应有的公信力和道德权威。 G25今日发文告指出，围绕端姑慕力兹罢黜事件的争议，已从森州最高统治者与遴选使之间的内部纠纷演变成涉及法治、宪法权力界限，以及联邦与州宪法的严重宪政危机。 G25指出，森州司法及酋长理事会（DKU）早前已宣布，4月19日所谓罢黜端姑慕力兹的诏令违宪、无效及无法律效力，并指有关行动没有按照森州宪法第10（1）条文进行“全面及完整”的调查。 该组织说，参与有关诏令的4人当中，有3人没有代表双溪乌绒、林茂及日叻务的有效传统地位，而当时的州务大臣阿敏努丁也因诏令存在缺陷而拒绝签署。 因此，DKU确认端姑慕力兹仍是合法的森州最高统治者。 对此，G25质疑依斯迈拉欣在事件中的立场变化。该组织指出，依斯迈于8月2日出任州务大臣时，曾在端姑慕力兹面前宣誓效忠，但隔日却在端姑慕力兹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有关罢黜诏令。 依斯迈随后于9月9日表示，他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有关文件，并已报警，同时也指有关诏令无效。不过，依斯迈与州行政议会成员到了9月16日却发表声明，承认有关诏令，并要求端姑慕力兹退位。 因此，G25要求依斯迈解释，到底是谁在8月3日胁迫他签署诏令，以及为何在9月16日改变立场，并认为这种前后不一的立场有必要让公众知道真相。 G25也提到，端姑慕力兹已依据森州宪法第38（5）条文，撤销州行政议会成员的委任，有关决定从9月20日起生效，并于9月24日刊登在森州政府宪报。 该组织同时赞扬首相安华于9月23日针对州务大臣及州行政议会成员试图罢黜端姑慕力兹一事所采取的立场。 G25认为，要求罢黜统治者涉及叛逆及煽动行为，并促请执法机构无论涉及者的身份地位，一律采取行动，以维护联邦与州宪法以及法治。 （新闻整理自《星洲日报》）

首相高级政治顾问东姑扎富睿坦承，由巫统和伊党倡导的“穆斯林大团结”论述，确实削弱希盟支持，对国家而言“并不健康”。 《马来西亚前锋报》报道，东姑扎富睿指出，巫统与伊党推动穆斯林团结，让马来政党减少彼此争夺议席的情况，从而集中马来选票，这项策略在森美兰州选中已显现效果。 他说，虽森州华裔选民对希盟的支持并没有明显受影响，但由于部分选区从三角战变成一对一竞争，马来选票流向反对党的情况，也对希盟造成影响。 他举例，如果部分选区当时出现三角战，包括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所竞选的真纳州议席，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东姑扎富睿说，若巫统和伊党继续沿用“穆斯林大团结”策略，并延续至第16届全国大选，希盟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因为届时多数选区可能出现直接对垒，而不是三角战。 不过，他也认为，巫统和伊党所推动的政治身份论述，长远而言对国家并不健康，也令人担忧。 他认为，马来人在收入和经济实力方面相对落后的问题，不能归咎于其他族群，而部分政治领袖则是利用这项经济差距，将问题包装成种族议题。 东姑扎富睿强调，马来人的经济问题“其实是我们的问题，不能怪罪他人”，同时也表示自己支持新经济政策和土著权益，但不能继续把问题归咎于其他族群。 他说，若要打破“穆斯林大团结”的政治论述，希盟必须找到重新赢得人民支持，尤其是马来选民支持的方法。 他认为，希盟应向人民解释，国家不奉行种族政治，而是着眼于更大的目标；同时，希盟尤其是公正党也需要加强基层竞选机制，并改善与铁杆选民及中间选民之间的沟通。 东姑扎富睿也提到，首相安华政府在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受到一些国家羡慕，但问题在于，政府需要确保人民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如果我们只是大肆宣扬，但人民感受不到，人民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与现实脱节。” 因此，他认为，除了经济发展，政府也必须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成本问题。 （新闻整理自《中国报》）

首相安华强调，政府尊重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针对前首相纳吉案件所作出的决定，但这并不妨碍他根据教义、法律及国家利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劝告。 他说，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即国家不能容忍贪污，也不能容忍任何人侵吞国家财富、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 安华昨晚在万宜出席“叁代感恩晚宴：延续奋斗精神”时指出，在讨论纳吉案件引发的争议时，他尊重联邦宪法的精神，同时也认为自己作为首相，可以针对相关课题提出看法与劝告。 他说，政府需要传达的讯息很清楚，就是国家不能对贪污以及“侵吞”国家资金的行为采取容忍态度。 安华也提及过去受到公众关注的朝圣基金局、联邦土地发展局及一马发展公司课题，并强调，任何被指侵吞国家财富的人都必须承担责任。 他说，无论最终作出什么决定，都不应该因此转移焦点，政府维护国家原则的立场不会改变。 （新闻整理自《星洲日报》）

首相兼财长安华强调，政府将继续推动土著教育及相关机构发展，但不会以牺牲非土著社群权益为代价；与此同时，他透露，政府将在下月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推出更强措施，推动私人界提高员工薪资，让工资增长与生产力及员工能力更加相称。 安华指出，外界有时质疑昌明政府是否边缘化土著议程，但数据显示，玛拉工艺大学的行政及发展拨款已从昌明政府上台前少于20亿令吉，增至2026年的30亿8000万令吉。 “距离10月9日提呈财政预算案只剩最后几周，我要保证，政府对土著发展及相关机构的承诺将继续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安华说，部分企业的生产力持续提高，但员工薪资增长却过于缓慢，因此政府必须确保经济成长也能反映在员工收入上。 他说，一些企业年赚数十亿令吉，员工薪资却仍停留在1700令吉，若现有措施不足，政府就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法律及政策手段，推动企业提高员工薪资。 不过，他强调，政府会先与业者协商，鼓励企业根据生产力提高薪资，并非一开始就采取法律手段，以免增加企业负担，导致企业结业或转移至其他国家。 “我过去曾研究生产力与薪资增长的关系。以韩国为例，生产力提高，薪资也会随之增加。” 安华是受询及人民薪资偏低的，如是回应。 他说，政府过去已逐步调高公务员薪资，整体增幅达15%，低收入公务员的薪资增幅则介于30%至33%；政府相关机构，包括国民投资机构及国库控股旗下公司，从明年起最低薪金须达到3100令吉。 安华说，私人界最低薪金也已从过去的1200令吉逐步调高至1500令吉，再提高至1700令吉，但部分企业在提高员工薪资方面仍面对压力。 “我们希望私人界也能提高薪资！” 他也透露，政府正检讨企业向高层主管及低收入员工发放花红的方式，并认为若员工获得3个月花红，总执行长也应获得相等的花红，而非出现总执行长获8个月、员工仅获2个月的落差。       （报导整理自《中国报》）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前副部长王建民认为，尽管部分行动党支持者认为党秘书长陆兆福辞职是一种牺牲，若拖到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呈后才辞职，外界对他的尊重可能已大打折扣。 他说，在前首相纳吉获有条件居家服刑课题上，行动党及政府仍有一些问题未作出透明及全面的交代，包括特赦申请程序被带到特赦局，而行动党也有代表，即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 “这是不是一场政治算计？安华是否受到某些方面的压力？杨巧双是否受到某些方面的压力？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获得解答。” 他也强调，陆兆福的说法是会提出辞职，至于首相会否接受，两人还会讨论。 询及早前行动党大会通过留在政府，是否不愿放弃手中的政治权力，王建民说，行动党领导层实际处于两难境地。 “退出政府，会被批评为不负责任，甚至给予政敌推翻团结政府的机会；但什么都不做，又会被指害怕失去权力。 “对我而言，安华不会在没有压力下采取行动，而这种压力必须伴随着一个真实的威胁。当威胁变得明显时，他就会采取必要行动来处理威胁；当88%的行动党代表选择留在政府时，安华会把这视为一个支持的信号。” 王建民说，他承诺在来届大选为巫青团前团长凯里助选，是因为对方是一名优秀和有能力的领袖。 他说，他与凯里认识近三十载，曾在一些事情上与后者合作，随着后者在来届大选代表巫统和国阵上阵的机会越来越大，若他继续以行动党党员身分助选，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与其被开除党籍，不如自己先退党。 “我确实相信凯里是一名有良好政绩的领袖，尤其是在他担任青年及体育部长期间。我也曾在‘Fit Malaysia’计划，以及他担任负责新冠疫苗接种事务的部长期间，与他合作。” 他认为，凯里有光明的未来，也的确是一名能够在政策及领导方面协助大马的领袖。 另外，谈及马六甲州选，王建民认为，国阵不会竞逐，2021年甲州选所应得的全部21个议席，相反会让出至少4席，以要求换取伊党在玻璃市、吉打、登嘉楼和吉兰丹的议席。 他坦言，若国盟要求分配更多议席，而国阵不愿让步，双方可能因此出现分歧和议席分配问题，也成为两个联盟合作最大的障碍之一。 “这进一步牵连霹雳、彭亨和雪兰莪大臣人选，也一样会有不满的声音。”       （报导整理自《中国报》）

国盟总秘书达基尤丁表示，若国盟因社团注册局暂停令无法使用联盟标志，国盟可考虑借用伊斯兰党或其他成员党的党徽参选，以维持成员党之间的合作。 达基尤丁指出，政党参选并不一定要使用本身党徽，即使没有组成正式联盟，也可以共同使用其中一个政党的党徽，以表明彼此合作。 他也以2018年全国大选为例，当时希盟成员党曾共同使用公正党旗帜参选。 他说，如果国盟届时仍处于暂停状态，使用伊党或其他成员党的党徽，将是国盟可以采取的其中一个选项。他也表示，希望土团党在马六甲州选使用自己的党徽。 不过，政治分析员马兹兰阿里副教授指出，若国盟成员党分开使用各自党徽，可能削弱国盟一直以来建立的政治辨识度。 他说，伊党在无法使用国盟标志的情况下，虽然可以改用本身党徽，但伊党党徽在马六甲并不普及，可能影响部分选民的辨识。 同时，若伊党、民政党及马来西亚印度人民党（MIPP）各自使用本身党徽，也可能造成选民混淆。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治分析员西华慕鲁甘认为，国盟能否使用统一标志，也牵涉成员党之间的议席协调。 他说，若国盟无法使用联盟标志，加上成员党无法妥善协调议席，将增加多角战风险。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党徽，也牵涉议席分配、候选人及竞选安排等层面，在竞争激烈的州选中，选票分散可能影响个别选区的竞选形势。 马六甲州议会已正式解散，为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铺路；国盟最终采用何种党徽参选，仍有待进一步决定。     （报导整理自《中国报》《东方日报》）

前首相纳吉女儿诺雅娜透露，孩子目前并不知道外公正在监狱服刑，9岁的儿子亚当仍经常问起纳吉何时回家，甚至以为法庭和监狱是外公工作的“办公室”。 诺雅娜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访问时说，亚当是与纳吉最亲近的孙子，经常询问外公何时回家。她目前选择以“外公正在忙”向孩子解释。 她说，每当带孩子探望纳吉时，亚当也会询问他们要到哪个“办公室”看外公。 诺雅娜表示，作为母亲，要向孩子揭露真相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此她目前更优先考虑孩子的心理及情绪状况。 她说，自己面对公众询问纳吉的情况时能够保持坚强，但每当想到纳吉与孙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便难免感到难过。 “亚当今年9岁，他会问很多问题，但我会在这里那里绕开话题。” 诺雅娜认为，目前并不是让孩子知道真相的适当时候，而她的母亲、纳吉夫人罗斯玛也与她一起扮演类似角色，帮助维持孙子的情绪。 她也感谢丈夫、母亲、家人及朋友一直以来给予支持，并表示自己会继续鼓励亚当，提醒他努力学习。     （报导整理自《星洲日报》）